母亲拿起我的裙子走到房间，戴上老花镜，摸了摸她的“老伙计”，熟练地把机头从机座里“请出来”，然后坐到了它面前的椅子上。那姿势，宛如坐到一架黑色的钢琴前。随后，她用右手往银光发亮的手摇器上向下一拨，脚配合着一踩，“嗒嗒嗒”，缝纫机的声音便回荡在房间里。

　　这样的声音我再熟悉不过，上世纪80年代，当我还在摇篮里的时候，它就是我的安眠曲。

　　母亲的审美和巧手是大家公认的，做姑娘的时候就会绣花裁衣服。据家里人说，我出生后有段时间家里经济拮据，母亲就在下班后帮别人加工衣服补贴家用，然后由父亲带着我把做好的衣服送到指定地点，再取回新的布料。

　　印象中，母亲陪我玩耍的时间并不多，大多数时候，她都坐在缝纫机前。等我上幼儿园学会熟练运用剪刀的时候，帮母亲剪断缝纫出来衣服之间的线就成了我的功课。母亲的速度很快，衣服像流水一样不停地从缝纫机上垂下来，我笨拙地跟不上节奏。慢慢的，周围的衣服越来越多，直至像云朵一样把我围起来。我抬头望向母亲，她时不时停下来揉揉眼睛、敲敲腰背，可踩着踏板的脚却未停止。我喊：妈妈妈妈可不可以停一下。缝纫机的“嗒嗒”声却轻易将我的声音淹没。

　　转眼到了90年代，机械缝纫机普及，服装工厂不再需要那么多人力，母亲“下岗”了。不过，我家缝纫机并没有“闲”下来，因为那时街上可供选择的衣服款式并不多，我的衣服乃至阿姨们的衣服还是母亲“一手包办”。万家灯火的夜晚，我在做作业，母亲在做衣服。缝纫机“嗒嗒嗒”的声音就像我满怀期待的心跳。通常两三个晚上母亲就能把一件衣服做好，并用剩余的布料做成蝴蝶结，让它们轻盈地飞舞在我的头发上。外出的时候大家常围着我看，赞叹母亲的巧手，我也觉得母亲做的衣服是最美的衣服。

　　直到有一天，素未谋面的姑婆从海外回来，带回了我从未见过的洋装。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蕾丝可以大面积地用在一整条连衣裙上。白色的裙子上开满了白色的玫瑰花，丝缎散发着月光一样动人光泽。穿上它往镜子中看去，我惊喜地睁大眼睛。姑婆看我这样喜欢，每年都想方设法从台湾、香港等地寄回洋装给我穿。

　　以前的衣服渐渐被搁置一旁，母亲摸摸洋装的布料和剪裁，再看着穿着洋装的我，发自内心地说：“这样的款式和车工，我的确做不出来。”语气里含着对社会变迁的感慨和丝丝落寞。

　　缝纫机终于闲下来了。

　　时光如梭。2000年后的厦门，街头橱窗里早已陈列满了从世界各地飘来的时装，台湾姑婆也不用再给我带衣服，反倒是来厦门的时候，会让我陪她到旗袍店做几身旗袍。我读大学、工作，和女伴们“约会”的保留曲目，一定有逛街买衣服。

　　再后来，网络购物兴起，我便常在网店里淘衣服，只需在手机上轻轻点击，心仪的衣服就能送到家门口。可是，网络购买的衣服，总不如去实体店试的合身，要么腰围大了，要么裙子短了。母亲看我把裙子穿得松松垮垮禁不住说：“把裙子换下来吧，我帮你改改。”我这才想起母亲的巧手，以及她的“老伙计”。

　　缝纫机响起来的时候，我静静地坐在一旁，这一幕隔了三十年，却仿佛又在昨天。不一会儿，母亲取下裙子，轻轻一抖，欢快地说：“试试！现在有身份的人穿衣服不都流行私人定制么，那些年我为你做的衣服呀，现在看来属于高级定制！”我飞快地穿上说：“您说得对，独一无二是最好的！”

　　“老伙计”在一旁不言不语，散发动人光泽。（厦门市直机关纪工委纪检室主任 蔡怡琳 || 责任编辑 郭兴）